在德国知识界，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Verlag）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名字，这家成立于1950年的出版机构，深刻影响了二战后联邦德国的精神生活。它拥有两大出版重心，一是二十世纪现当代文学，黑塞、布莱希特、弗里施、策兰、托马斯·伯恩哈德、恩岑思贝格、马丁·瓦尔泽等一众作家，都是其旗下的签约作家，几乎占据了德国二战后经典作家群的半壁江山；二是人文社科理论，以苏尔坎普版本丛书（editonsuhrkamp）和苏尔坎普学术袖珍丛书（suhrkampwissenschafttaschenbuch）为主要出版系列，囊括了如本雅明、阿多诺、褔柯、德里达、哈贝马斯、卢曼等高山仰止的思想家著作，这种理论高度也是苏尔坎普能从德国众多中小型人文出版社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而这座文学和思想大厦的设计者，正是西格弗里德·温塞德（SiegfriedUnseld）。“如果莎士比亚是最伟大的诗人，那么温塞德就是最伟大的出版家。”伯恩哈德是这么说的。
温塞德身材魁梧得如同一位拳击运动员，二战时在海军服役，曾凭借自己过人的游泳能力逃过俄军的追捕，战后在图宾根大学修习日耳曼文学、哲学和汉学，1952年进入苏尔坎普出版社担任编辑。1959年，彼得·苏尔坎普去世，温塞德作为他的“得意门生”，接管出版社，出任社长，直到2002年去世，他兢兢业业地扮演着苏尔坎普出版社的家父角色。在他的管理下，苏尔坎普在文学和学术出版这两块阵地获得了崇高声誉与威望，所以也有人说，德国文化界常提起的“苏尔坎普文化”，其实就是“温塞德文化”。
温塞德
《作家与出版人》一书，收录了温塞德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撰写的五篇学术报告。彼时正值温塞德的事业高峰，也恰逢苏尔坎普出版社的鼎盛期。温塞德的行文带有德国人特有的谨严乃至学究气，但谈起业内的掌故秘辛时，又不失幽默。在开篇《文学出版人的任务》一文中，他陈述了自己的出版理念，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面对文学出版人恒常的“角色冲突”，即艺术与商业的冲突时，人们应当追求一种“折中式的激进”。在他看来，商业化的经营方式和追求进步并不抵牾，出版社如能通过出版进步理论的书籍来反思自身的基础，通过影响个体以寻求一种渐进式的社会变革，这比全盘否定既有的社会经济制度要合理。不难看出，这是对当时“六八运动”的侧面回应。作为歌德的崇拜者（温塞德还写过《歌德和他的出版商》《歌德与银杏树》等书），他的这一出版观透着歌德“合乎时势的改良”观念，虽然歌德曾扬言，要给出版商单独造一间地狱。此外，温塞德还透露了他在出版计划上的秘方：要将青年作家和年长的作家混搭在一起，要将跟随政治需求和跟随内心意志的作家调和在一块，这样可以保证出版社发展的连续性，因为有的时代，作家肩负着政治介入的责任，有的时代，作家必须踏上通往内心的道路。
在接下来的四篇报告中，温塞德依次论述了黑塞、布莱希特、里尔克和罗伯特·瓦尔泽与出版人的关系。将这四位作家放置在一块，其实就是一种混搭：黑塞、里尔克和瓦尔泽注重内心生活，布莱希特则更关注社会现实及其变革。而且，熟悉苏尔坎普出版社历史的读者不难看出，温塞德的四篇案例也是按时间排序的：黑塞和布莱希特二人是苏尔坎普始创期的重要支柱，为出版社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里尔克的诗作是1963年苏尔坎普出版社收购岛屿出版社后接手过来的任务，而罗伯特·瓦尔泽的作品则是1970年代以来苏尔坎普的重要出版项目。
温塞德
黑塞之于苏尔坎普出版社，远超越了一位单纯的签约作家。黑塞原是菲舍尔出版社旗下的作家，苏尔坎普于1933年进入菲舍尔出版社高层，由于菲舍尔的被迫流亡，他接管了出版社，并负责黑塞晚年大作《玻璃球游戏》的出版。为了出版这部作品，苏尔坎普不懈地与纳粹当局交涉、抗争，甚至因此被捕，进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正是这种具有高度献身精神的职业操守，赢得了黑塞的信任和感激。战争结束后，当苏尔坎普和菲舍尔家族在出版理念上发生分歧时，正是黑塞鼓励苏尔坎普独立成社，并为其联系到了来自瑞士的资金。从某种意义上说，黑塞堪称苏尔坎普出版社的精神奠基人，苏尔坎普出版社也像黑塞《玻璃球游戏》里的卡斯塔利亚一样，是摆脱浅薄的知识和平庸的文化、追求科学与艺术的庄严机构。
同样，黑塞之于温塞德，也不仅是他的巴符州同乡、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和工作伙伴，更是导师。进入出版社后，温塞德负责黑塞作品的编辑出版工作，黑塞也对其后能接管出版社多有助益。彼得·苏尔坎普去世后，黑塞致信温塞德，告诉他：“一位优秀的出版人的职能，或者说他职业上的一呼一吸在于：适应潮流，批判潮流。”这段年纪相差近半个世纪的忘年知交，也直接影响到后来温塞德在出版事业上的最高诫命：忠于作家。对于黑塞，即便是其多虑，也要重视，但作为出版人，温塞德也自有他的坚守，温塞德在书中记录了他如何在篇目、字体和版本的选择上对黑塞谨慎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和黑塞之间的关系，正是一则作家与出版社互相影响的经典案例。
温塞德指出，出版人和作家的私人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也体现在苏尔坎普和布莱希特的关系上。1933年国会纵火案后，布莱希特不是从别地，正是从苏尔坎普家中启程赶往火车站，开始了他后长达十余年的流亡生涯。流亡期间，苏尔坎普对布莱希特多有帮助，所以，战争结束后，布莱希特第一时间与苏尔坎普取得联系，1950年，布莱希特坚定地向苏尔坎普表示，“无论如何，我都愿意留在您领导下的出版社”。出版布莱希特作品的最大难处在于其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它们统统需要修改”，布莱希特把自己的作品全集命名为《尝试集》，这并非出于自谦，而是一种审美宣言，宣告作品应具有恒常的开放性，所以，即便是已付印出版的戏剧和诗歌，他也还会经年累月地修改，这恰恰给最终目标并非出版个别书籍、而是呈现作者整体创作风貌的苏尔坎普出版社带来了无数甜蜜的苦恼，温塞德在书中也做了相关有趣的记录。
如果说，黑塞和布莱希特是温塞德从苏尔坎普那里继承的遗产，那么里尔克和瓦尔泽则是温塞德自己的选择。这两位今天看来无可置疑的经典作家，在当年，一个面临接受和研究趋势的下滑，一个则亟待被重现发掘。1972年11月24日《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在今天的辩论中，为了不陷入老派和保守之名，里尔克属于人们小心翼翼要避免提到的名字。”书中，温塞德谈到了如何与里尔克后人进行版权上的交涉，希望通过单行本、平装本和选集等多样化的出版形式，提振公众对里尔克作品的接受。为适当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温塞德还特意引用了《杜伊诺哀歌》《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中的诗句，来证明里尔克从某种角度而言也是一位关心变革的作家。
与里尔克相比，罗伯特·瓦尔泽当时尚不为人知，因此温塞德花了更多的笔墨描述了作家生平。瓦尔泽的一生都在面对失败，作品的失败，出版的失败，人际关系的失败，“失败是一条邪恶而危险的毒蛇”，在世时的失败似乎也是许多德语作家的共性。瓦尔泽的身后名要归功于温塞德的眼光与努力，1966-1975年，苏尔坎普出版社出齐二十卷本的《瓦尔泽全集》，1978年发行了全集的平装版，1985-2000年出版了六卷本《来自铅笔领域》，收录了瓦尔泽用铅笔写的微型手书。1927年起，瓦尔泽的手书变成了只有两毫米左右的铅笔连体字，肉眼无法辨认，只有放到显微镜下才能识别，《来自铅笔领域》使得普通读者也能欣赏到瓦尔泽留下的这些珍贵遗稿。
《作家与出版人》的献词是“献给约阿希姆”，此人正是温塞德的儿子，当年出版社的接班人，但由于温塞德后来再婚，父子关系大不如前，并最终导致了约阿希姆出走苏尔坎普，令人唏嘘。如今的苏尔坎普，可以说是进入了“后温塞德时代”，在经历了股东矛盾和资产重组后，办公驻地也从法兰克福迁至了柏林。当年的新人（如马丁·瓦尔泽、彼得·汉特克）已是出版社的元老级人物，一批德国当代作家（如2015年毕希纳奖获奖者赖纳德·葛茨、2016年毕希纳奖获奖者马赛·拜耶尔、凭借小说《夷蛮的上帝》入围2018年德语图书奖短名单的德国作家施益坚）也在不断成熟，温塞德不追求高利率的严肃出版遗志，不知能否得到延续，在我们拭目以待之际，不妨读读苏尔坎普老社长的家父之言。